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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问为啥这个隐蔽战线组织没有暴露？
一、
1936年，张为先回到了东北，在报纸上登载寻人启事，找好友何松亭，看似是寻找好朋友，实际上是寻找党组织！到1937年春天，一位名叫佟挽新的女子来奉天，“偶然”遇到了张为先，自称是何松亭的妻子。“偶然”相遇实际是刻意的导演，佟挽新是中共特工，来东北调查抗日局势，看到了寻人启事之后，早听丈夫说过张为先，所以前来联系。张为先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他在英国入党、在苏联观礼、到日本发展救国会的经历；一份是《东北现状》的调查报告。第一份报告，是张为先联络党组织，讲述这些年的经历；第二份报告，是张为先为党组织，写的东北抗日局势现状。两份报告送到了中共华北联络局的负责人南汉宸，南指示张为先，迅速在东北组建情报网络，以后跟何松亭单线联系。张为先接到了党组织的指示之后，立刻发报到东京，让同学丁宜和陈卓毅二人回国。而抗战时期著名的东北情报网，以这三人为基础，好似星星之火落入了冬日草原，建立了中共在东北最早的秘密隐蔽战线。张为先发展情报的第一步，就是在自家产业链当中，寻找合适的潜伏机构，他很快就注意到了东北大银行——志城银行。这家银行的历史很复杂，山西商帮钱庄巨头当中，有一位银行家名叫巩天民，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共，他认为隐藏身份更适合为党组织做贡献。又因为有一段时间跟党组织失联，所以逐渐断了联系。巩天民后来在奉天创办了志城银行，又因为跟张学良的东北银行合并，所以逐渐壮大。而张为先的父亲，也就是前文说起过的张惠霖，在志城银行也有股份，张为先的二哥张其先，又是东北金融界的名人。靠着以上关系，张为先以股东的身份，轻松打入了志城银行内部，担任监察职务。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张为先在银行内部，组建了读书会，传播马列思想。张为先凭借自己的公开身份，将很多中共特工，送入了日伪内部任职，并逐渐走上领导层。东北这条情报线的脉络逐渐清晰：上级是南汉宸、上线是何松亭、总负责人是张为先，再往下则是在日伪各机关的各个点，铺开了情报网络。参与这条情报网的特工，多数以权贵子弟和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潜伏到了日伪内部。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上级有过多次变动，南汉宸换成了谢甫生，又换成了徐建国；上级机关，也曾改名叫中共晋察冀分局。但张为先和何松亭，始终是这张情报网的中坚力量，长期没有变动，领导了东北谍战的抗日斗争。据东北《中国共产党吉林历史第一卷》的记载，日本在东北布置了重兵，白山黑土的抗日斗争，一度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日本名校毕业的张为先，则是中共在敌营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大多数成员，曾在日本名校和军校进修，背后都是东北地区势力庞大的豪强家族，父母或兄长在“伪满”多个军政重要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打入到东北地区的多个军政要害机关，甚至是直接接触到重要情报，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以瓦窑堡会议的“八一宣言”作为工作总方针，他们不断在东北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多年前“东京反帝大同盟”的同学们，如今成为东北党组织的中流砥柱。从最初的三人骨干，短短几个月就发展到十五人骨干，人人都党性坚定，愿为抗日而牺牲。他们在东北那个艰难环境当中，创办了进步书刊《前进》，主要用于宣传革命思想。这在日伪敌人看来，乃是东北的头号“禁书”之一，他们如临大敌，派出一批又一批的特务搜查，该书刊前后发行了十期。放在我们今天来说，对刊物的重要性没有什么概念，可放在抗战时期的环境来说，刊物是为党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那个政治理论极为匮乏的年代，《前进》书刊在东北，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到党组织存在的意义。抗日也分很多种，单枪匹马打鬼子当然是抗日，有组织有纪律的团结起来打击日伪，同样也是抗日。张为先选择的是后者，所以才会一直寻找党组织，很显然，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从日本早稻田大学走出的留学生侯洛、田琛、丁非；从日本明治大学走出的夏航、刘焕启、肖玉章等人，在张为先的领导下，广泛搜集日伪的军政、经济、民间团体的重要情报，将它们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延安。在一场战争当中，情报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东北隐蔽战线的建设，也为下一场战争奠定了基础。获取重要情报在张为先创建的情报网当中，丁宜表回国就打入了“伪满”的《青年月刊社》担任社长助理，要知道，这可是敌人把控的“喉舌”媒体。在那个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这些留过洋的大学生，获得了“日伪”的重用，再加上他们权贵子弟的身份，能获得敌人的加倍信任。1938年，张为先将这张情报网取名为“觉社”，“觉”的意思就是觉醒，吸纳了至诚银行的老总巩天民加入进来，一起为抗日做贡献。因为敌人的高压态势，觉社成员常常失去联系，成为黑暗海洋中的信息孤岛，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下，大家的心态是抗战要么胜利，要么战死！！！与此同时，张为先和日本的留学生积极联系，号召救亡会的热血青年回国，救亡会成员接到张为先的电报之后，陆陆续续回到了国内。例如“伪满”高官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伟；地方自治的高官于冲汉的儿子，主管经济的于静远弟弟于静纯；溥仪的侄子宪东；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儿子佟志彬；军法处处长的儿子王诚、侄子王谦……这些权贵子弟的长辈，多数人都是东北“伪满”的军政高层，又或者手握着地方经济，拥有广阔的社会关系。他们回国之后，在张为先的领导下，轻松进入了敌人的高层部门，把他们接触到的关键情报，争先恐后地送到张为先手中。稍有隐患的是，该组织成员过多，相互之间一度来往频繁，增加了暴露的风险，上级马上派人前来指导规范觉社的发展。1940年，由晋察冀社会部（情报机关）部长许建国，亲自指示觉社工作。许建国充分肯定了觉社的工作，称赞了张为先等人为延安提供的情报，同时要求特工相互之间要严格遵守隐蔽战线的纪律，立刻切断横向联系，按照纵的单线联系方式执行任务。张为先召集觉社骨干成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从1940年4月起，本社不再接收新的成员，同时巩固队伍的思想建设，提高党性觉悟，精简情报队伍。到1941年，苏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德国法西斯大军压境，而日军在东北的中苏边境也蠢蠢欲动。苏联仅剩的生力军，部署在东北亚一带中苏边境，能否回援欧洲战场，要看日军是否进攻苏联而决定。共产党急需获得日军在东北的战略情报，觉社轻松就查清了日军主力的动向，判断日军不会进攻苏联！！！1943年秋，在张为先的领导下，救亡会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支部设立在了沈阳的志诚银行，东北隐蔽战线的斗争，掀开了新的局面。“伪满”海陆空三军，遍布着觉社成员，连日军每天要使用多少钢筋水泥，都掌握的一清二楚。在东北各城市，建立了觉社的情报站。举例来说，因为晋察冀八路军发展迅速，日本秘密派遣1.5万主力，企图偷袭晋察冀根据地。这一万五千人还没出发呢，作战计划就已经被觉社发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司令部！官兵架构、行军路线、作战方案等等，全都写的一清二楚！在日伪关键部门，有觉社势力70多人担任高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毛主席对此大为欣赏，曾经特意称赞他们：“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洲国界）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抗战胜利后，这张情报网在解放战争中，又再立功勋。建国后，张为先在《中国建设》杂志社任英文编审，1977年去世。
二
裕盛祥银号的学徒
1901 年 6 月 2 日，何松亭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镇何家洼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直到 11 岁时才上小学。
因家境每况愈下，小学毕业后何松亭就随其二哥来到辽源裕盛祥银号当学徒。除了学习银号业务外，他酷爱读书，并请求电报局的朋友教他英文。
1921 年，裕盛祥银号经理把何松亭带到奉天，介绍他到东三省银行作练习生。
何松亭非常高兴，因为失学是他最感痛苦的事，到了奉天就又有了学习的机会。
到奉天不久，何松亭就到基督教青年会商业夜校读书， 逐渐与在青年会工作的进步青年郭尊三、苏子元、阎宝航等人交往密切。
1925年，何松亭来到边业银行奉天分行工作，并于1926年3月由郭尊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沈阳较早的党小组——满洲银行党小组——的成员之一与高子升、巩天民、李玉阶、郭尊三等同志每周开一次小组会。
这些当时银行业的精英，将白领的沙龙变成了共产党的秘密聚会，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展宣传等活动。
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何松亭曾护送一批中共“六大”代表途经东北，由满洲里出境去莫斯科开会。
何松亭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银行职员，所以从 1928 年夏秋起，郭尊三交给他一个党的活动经费存折叫他保管。需要提款时，郭尊三事先通知何松亭，派人到银行找他取款，同时告诉他取款人的相貌、穿戴及接头暗语。当时存折上约有500 元左右经费，郭尊三派人来取了三四次，到 1929 年 12 月，何松亭又将存折交还给郭尊三保管。
考取张氏家族官银号留学生
1928 年底，张学良家族操纵的东三省官银号要选送留学生去英国学习银行业务。
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何松亭于 1929 年考取其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学习之余，他联络中国留学生组织成立留英学生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同学张为先、于炳然等先后在英国加入共产党。1934 年夏，何松亭修完学业，为了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毅然回国。
由于当时东北党组织遭到破坏， 何松亭先后回到奉天、长春、天津寻找党组织，并以边业银行科长、副经理、天津法商学院和北京中国大学讲师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宣传。
1935 年春，他通过天津抗日会的组织者， 在英法租界外的一家饭店与当年杨虎城的秘书、后负责中央北方局联络处的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会面。
何松亭向南汉宸详细汇报了自己入党、出国及回国后的经历。
南汉宸告诉他：“找到我就是找到党组织了，以后不要再乱找了，就在我这里工作好了。”何松亭兴奋极了，从此便在南汉宸的领导下开始做
情报、保卫和联络工作。
赴西安争取张学良抗日
1936 年夏天，何松亭受中共党组织委派，赴西安争取张学良与中共团结抗日。
何松亭拿着南汉宸给杨虎城的交际处长申伯纯的信去找申，申伯纯陪着何松亭面见杨虎城，表明来意。杨虎城说 ：“等张学良回来，再行商议。”
等了一个多月，张学良才从南京回到西安，与何松亭见了面。
因为同是东北老乡，何松亭又是张学良掌控的东三省官银号选派的留英学生，二人谈得非常投机。
张学良在谈话中表示 ：与日本有杀父之仇，此仇必报。
何松亭返回天津后，又给张学良写信， 并将北平街上散发的印有《田中奏折》的传单寄去，以使他进一步认清日本人的侵略本性，促使张学良联共抗日。
单线联络志城银行情报站
尽管何松亭人在天津工作，但是他的情报工作范围仍然在沈阳。
1937 年春，何松亭派妻子佟挽新回奉天了解东北的情况，偶遇由共产国际派回东北工作、正在奉天寻找党组织的张为先。
张为先按约定于同年6 月前往北平，经何松亭介绍面见南汉宸，汇报了入党及回国的经过，还交给南汉宸一份《东北现状》的报告。
南汉宸指示张为先 ：继续回东北从事情报工作，由何松亭单线领导，
还规定了张、何二人的接头方法。
一种是张为先到北平的某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何见报后来找张为先，南汉宸还亲自为之拟定了寻人启事的条文 ；
另一种是由佟挽新作交通员，往返于北平与奉天之间。
作为创办沈阳民族工业
惠临火柴公司
的实业家张惠临的儿子，
张为先接受任务回奉天后，与当时经济界知名人士、志城银行总经理巩天民商量， 让他借接近日伪上层人物之机，收集日伪政治、经济、军事机密情报。为了工作方便，巩天民主动把张为先安置在志城银行，委以总行协理职务， 与其一起在东北各大城市搜集日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情报。按照事先约定，这些情报有时由佟挽新来奉天取，有时由张为先亲自到北平向何松亭汇报，再转送到中央。志城银行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奉天的一个重要联络站。
上下电车甩掉特务跟踪
为了给党组织收集情报，何松亭经常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1941 年秋，他到北平活动，住在一位友人家里，当晚友人就发觉有宪兵在住宅附近游荡。第二天，何松亭到街口的洗衣社假装洗衣，透过玻璃窗往外张望， 果然发现有人跟踪。这时恰好有电车开来，他瞅准时机迅速登上电车，趁尾随特务跟踪上车而车子尚未发动之时，又跳下车，急忙返回天津。但刚一到天津，他就发现自家附近的胡同口有行踪可疑的人。他悄悄进到家中对爱人说明情况后，机智地从邻居家的另一个门离开，暂时摆脱了危险。
离开住处，何松亭即以患病求医为名，住进了天津李允恪医院，并且改名换姓。李允恪知道何松亭的身份，有意掩护了他。在医院隐藏了两个月左右，何松亭发现党组织在《益世报》上登寻人启事找他，于是按照事前约定，去联络点传达室查信，在那里看到交通员给他写的信，得知党组织派他去抗日根据地。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1941 年底，何松亭离开天津赴晋察冀根据地，至此，结束了 15 年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生涯！
倡议定名“中国人民银行” 被采纳
何松亭到抗日根据地不久，被中央调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党委书记兼副经理。1945 年，边区银行总行迁移到张家口市，接收了伪蒙疆银行。在接收过程中，何松亭等人对是否承认伪币（蒙疆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否要把伪币兑换成边区货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最后决定将伪币兑换成边区货币。这样做不仅收回了伪币，也确保了人民群众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当地社会生活能平稳过渡。
1947 年四五月间，何松亭被调到西柏坡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华北财办。凭借多年金融业务经验，何松亭提出应筹建中央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并将这一任务写进华北财办的组织规程中。
一次，何松亭与华北财办副主任南汉宸一起讨论全国性银行的名称，当时有建议用“联合银行”、“解放银行”以及“全国解放银行”等名称， 但都不甚理想。南汉宸问何松亭 ：“叫什么名字好 ?”
何松亭说 ：“银行名称上要与国民党有明显的区别。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那我们银行的名字就叫
人民银行，
因为我们的宗旨正是为人民。”
南汉宸听后拍着他的肩膀说 ：“胖子，可真有你的。”
后来，南汉宸把这个意见向当时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作了报告。中央回电同意银行名称采用“中国人民银行”。
参与筹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
1947 年 8 月，华北财办成立，董必武任财办主任。根据中央指示，董必武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并指定华北财办副主任南汉宸兼任筹备处主任。作为筹备处的重要一员，
何松亭负责的工作主要有三项 ：一是加速人民币的印刷 ；二是做大量调查研究，了解各根据地的货币流通、货币差价和兑换情况 ；三是要研究接管国民党银行及对私营银号的管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筹集发行人民币的准备金。
随着形势的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根据中央的指示，何松亭参与了促成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并在三行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
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发行， 统一了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大区的货币。在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过程中，何松亭参与了大量工作，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
1952 年，何松亭调中国人民银行北京总行金融管理处工作。为培训合营银号经理和银行专业干部，他积极倡导创建银行干校。
1956 年下半年， 何松亭调东北财经学院任院长。不久，他参加了高教部出国考究团，在对国内各大学进行了数月的调查研究后去苏联考察。1958 年 8 月，沈阳师范学院、东北财经学院、俄语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高等学校——辽宁大学， 何松亭被任命为辽宁大学首任校长。后来他又调任轻工业部教育司司长， 1986 年去世，享年 8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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